楊國樞老師的學術與實踐

◎ 黃榮村

在我們那個時代，都稱呼大學裏親近的老師叫先生而不名，這是一種混合日本式與民國式的流行說法。從當他學生到同事，有一段長時間，楊先生都留平頭，訪客甚多，有慕名而來，有參與或關心民主運動的，那時的他全心研讀心理學，而且什麼都涉獵，主張一個學系要五臟俱全，從生理到社會、從正常到異常、從嬰孩到老人、從個體到集體，要不然體會不出心理學真正精神之所在，我們也都要教多類課程，認為理所當然。當有了總體性的了解後，便亟思真正走入主流之中，或另外走出一條有特色的路後匯入主流。對台大心理學系現代化與本土化卓有貢獻的三公，是劉英茂、柯永河、與楊國樞三人，他們分別推動了中文的認知研究、臨床心理學的在地化、與心理學本土化，其中尤以心理學本土化的運動最為外人所知，這是因為楊先生的領導魅力，以及其跨領域的關聯性高，有以致之。

台灣的社會與行為科學領域在1960年代，不管是實質上或心態上都還處在相當學術邊緣的階段，社會與行為科學本土化運動要到1980年代後期才逐漸成形。李亦園與楊國樞（19720）主編〈中國人的性格〉一書時，雖已標舉華人性格與行為之主題及內容，但基本上其研究、分析與解釋方式仍是西方式的；一直要到楊國樞與文崇一（1982）主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中國化〉之後，才在1980年代後期開始推動華人心理與行為研究之本土化走向，之後更擴大成為國際性之學術活動，延續至今。本土心理學運動之用語及內涵亦已從中國人與中國化之範疇，擴展成指涉更為廣泛的華人與本土化。

但楊先生並未自限於心理學一端，而他最為國人所懷念的，是他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所作的貢獻。那一代的讀書人一般而言包容性較高，具浪漫性格，追求信念與理想一以貫之，捨民主法治再無其他。威權及強人的概念，與民主法治的主張，是兩組對比強烈互相碰撞的概念，透過他們的闡釋與實踐，一直是我們當年在戒嚴時期得以獲得啟蒙的柱石。他身為台大自由派四大寇之一（還有胡佛、張忠棟、與李鴻禧），不計毀譽與安全，奮起作為當年黨外及當年台大的守護者，主持大學雜誌，在中國論壇、中時、與聯合頻頻發聲，心繫政黨政治的建立，協助呵護黨外香火，穿梭在街頭，穿梭在各個黨派之間。在那種戒嚴時代，祇有來自勇氣與無私，才會義無反顧去做這些事情的。

楊先生是一位聰明有彈性的人，跟他在一起可以嘻笑怒罵互逞機鋒。至於人情世故的練達，在他那世代並不少見，但很少能像他有那種始終如一的耀眼風格。解嚴之後他與有志之士馬上創辦澄社，在創立澄社集結有志之士頻頻發聲的時代，他的穩健與練達，舖就了一個得以均衡與寬廣論政的平台，瞿海源與我分別接下他的擔子出任社長，確實共同度過一段美好的時光。

他雖然參與這麼多大事情，但基本上卻是一位街頭害羞派的讀書人。「知識界反軍人組閣」運動，在新公園台博館靜坐三天，之後他當為代表被告，但從沒聽他說過任何怨言。嗣後在台大推動軍警不得進入校園，經1991年11月校務會議通過，後來寫入學校組織規程：「除校警外，軍、警未經校長請求或同意，不得進入校園，但追捕現行犯不在此限」。在澄社主辦台大哲學系事件20周年檢討會時，他出面協助主持，促成台大成立調查小組(楊維哲召集，葉俊榮是小組成員之一)，做出調查報告，實質平反 。

解嚴之後，有勇氣出面的人愈來愈多，意識形態的檢驗卻愈演愈烈，楊先生是個自由人，從來不是意識形態中人，也許覺得階段性任務已了，他選擇優雅的淡退，回歸同行與學生群中，推動心理學本土化的基礎研究，培育下一代人才，在兩岸學界聲名日盛，可謂是一代學術人與一代教育家。

楊先生是一位君子型但有堅定看法有格局的教育家。他在台大長久的教育生涯、在參與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在推動大學教育的宏觀規劃過程中，主張政學不兩棲、教育中立，主張應有培育下一代大儒的完整計畫，都是站在教育與學術的制高點上，倡導大學教育應有宏觀的推展方略。凡此種種充分表現出時不我予的急切，以及成功不必在我的胸襟，是真正的大師風範。

他是我一生在參與公共事務上的思想導師，我常想楊先生一生栖栖遑遑，在學術與民主自由這兩條路上來回奔波，難道祇是因為那個時代的特性而造成的？應該也跟楊先生的個性及為人處世風格有關吧，假如不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哪會有家事國事天下事的事事關心！他的離去，雖然代表一個時代即將結束，但感謝楊先生，帶領大家穿過好長的風雨歲月，一起向前走，這一段時代教訓點滴在心頭，是永遠忘不了的。

（作者為前教育部長，台大心理學系名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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