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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 史學泰斗余英時命盤

史學泰斗余英時辭世 享耆壽91歲

   
余英時1949年在上海寓所拍照,當時仍在燕京大學求學。(允晨出版社提供)

余英時1949年在上海寓所拍照,當時仍在燕京大學求學。(允晨出版社提供)

2021/08/06 05:30

〔記者楊媛婷/台北報導〕史學泰斗、中研院院士余英時美東時間八月一日晨間於美國寓所睡夢中逝世,享耆壽九十一歲。

中國思想與文化史研究「開創者」

余英時為全球極具影響力的史學大師,他深入研究中國思想、政治與文化史,貫通古今。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研究,扮演開創性的角色。二○一四年獲得首屆唐獎漢學獎殊榮後,為鼓勵年輕學人投入人文研究領域,委託中研院歷史所設置「余英時先生人文研究獎」提攜後進。

學術研究之外,余英時為深具社會關懷、維護自由民主價值之知識份子,八○年代曾投書《紐約時報》為當時因美麗島事件遭軍法審判的黃信介、陳菊、林義雄仗義執言,中國發生八九民運後,他募資成立「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接納流亡海外的中國學生與知識份子,如王丹等;他也支持太陽花學運,認為這是一場捍衛民主的運動。

余英時反共,他曾在《余英時回憶錄》自述,年輕時曾是左傾份子,甚至曾入共青團前身的「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但後來在瀋陽、上海陸續看到蘇聯紅軍、中共對待所謂地主、資本家的暴行後,逐漸轉變思想。一九四九年余英時原打算要和之前已來台灣的父親會合,因二二八事件,父親轉赴香港,余英時也跟著從中國轉赴香港探親。

余英時描述一九五○年元旦,他從深圳穿過羅湖橋來到當時英領、仍有自由的香港時,「一個極為奇異的經驗發生在我的身上:我突然覺得頭上一鬆,整個人好像處於一種逍遙自在的狀態。」他後來自我爬梳,發現這是「吸取自由空氣,潛意識的心理壓力終於釋放」。

國民黨政府不發護照 20年無國籍

余英時一九三○年出生於中國天津,於香港新亞書院追隨國學大師錢穆,後赴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不過余英時赴美留學時,因國民黨政府認為余英時和第三勢力有關聯,因此不發給中華民國護照,導致余英時長達廿年處於無國籍狀態。在美學成後,余英時專長以現代學術方法詮釋中國傳統思想,為當代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份子,在中國歷史、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扮演開創性的角色,學界推崇其為中國史學泰斗。

余英時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榮譽教授,曾任美國密西根大學副教授、哈佛、耶魯大學教授,一生獲頒多項海內外學術榮譽,並有多本史學專書。

史學泰斗、中研院院士余英時是推動傳統史學研究現代化的重要推手。(允晨出版社提供)

史學泰斗、中研院院士余英時是推動傳統史學研究現代化的重要推手。(允晨出版社提供)

余英時年表

余英時年表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146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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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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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
Yu Ying-shih.jpg
性別
出生1930年1月22日
 中華民國天津市
逝世2021年8月1日(91歲)[1]
 美國新澤西州默瑟縣普林斯頓
國籍 中國[2]
 美國
教育程度學歷:

學位:

職業
政黨無黨派
第5任新亞書院校長
任期
1973年8月1日-1975年7月15日
前任梅貽寶
繼任全漢昇

余英時(1930年1月22日-2021年8月1日)[4]安徽潛山人,生於天津,歷史學家,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哲學會院士[5],主攻中國思想史研究,[6],是一位「追求純粹的學人」,以史學家的敏銳透射現實,儘管「一生禍盡文字出」,他仍堅守傳統知識份子一種「單純的倔強」[7]。他的大部分職業生涯都在美國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首屆唐獎「漢學獎」得主。[8] 他自稱對政治僅只「遙遠的興趣」,但時常發文評論時政、文化,積極聲援兩岸民主運動及中國人權[9],包括香港、台灣的公民抗命,他認為中國共產黨將「很快」垮台。[10]

唐獎的頒獎理由形容余氏「深入探究中國歷史、思想、政治與文化,以現代知識人的身份從事中國思想傳統的詮釋工作,闡發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論述宏闊、見解深刻,學界久已推為海內外治中國思想、文化史之泰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為傳統學者治史之宗旨,余先生以其研究撰述與人生實踐,對此語做了最佳的現代詮釋。」[11][12]

家庭及求學經歷[編輯]

余英時原籍安徽省潛山縣官莊鄉金城村,1930年生於中華民國天津市,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形勢危急,父親把七歲的他送回安徽省金城村老家,他在此度過美好的八年時光[13]。兒時接受中國傳統私塾教育,童年時期,余英時家鄉安徽潛山發生新四軍高敬亭部屠殺三百鄉民的「二一五事件」。十四歲時,余英時又親眼目睹族兄遭新四軍殺害的屍體,在心中埋下恐懼的陰影。[14]

1949年就讀北平燕京大學歷史系,同年肄業轉赴香港,1950年起入讀香港新亞書院新亞研究所師從國學大師錢穆,1951年就在報刊發表文章,1952年畢業,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15]畢業後在香港的小學教書兩年;後來留學美國哈佛大學師從當代漢學泰斗楊聯陞教授,受西方學術訓練並取得歷史學哲學博士學位,1959年在哈佛認識張灝[7]。 歷任美國密西根大學副教授、哈佛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註 1]新亞中學校董會成員[16]、美國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現為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並曾於1991年至1992年任美國康乃爾大學第一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

余英時桃李滿天下,於美任教期間,培養出許多史學學者,包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黃進興陳弱水康樂王汎森林富士,以及四川大學羅志田等人。

政治觀點[編輯]

余英時曾經比喻自己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會持續觀察政治、評論政治,但不會參政,不過他對中國共產黨的批評十分強烈。

反共[編輯]

他認為民主思想從儒家「以人為本」思想發展而出,清末的儒家要求人人有尊嚴,但在共產黨統治的國家完全被抹滅,從1920年代開始就極力破壞,僅以暴力統治國家,人活著失去尊嚴;領導人更迭至今,只是越加腐敗,變成「最壞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黨的資本主義」,看不見改變的希望,共產黨政府一定「很快會垮台!」[何時?][10]

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後,當時出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的他也在美國學術界發起聲援活動。他在《紐約時報》刊登全版廣告,大力支持中國大陸民主運動。對於六四天安門事件後被迫流亡海外的一批知識分子和學運領袖,包括劉賓雁蘇曉康孔捷生陳奎德阮銘遠志明張郎郎張伯笠白夢等人來說,「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是他們人生旅途中最難忘的驛站和庇護所,而余英時夫婦的催生功不可沒。余英時在專訪中透露,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中,余英時表妹的兒子在長安街附近的二十八中學旁邊遇難,年僅19歲[17]。余英時2014年表示,希望中國共產黨平反六四是一種不可能實現的期待。了解中共的基本性質是揭開六四屠殺真相的一把鑰匙。對於中共而言,政權就是它的宇宙,習近平時代也絲毫沒有改變這一點。中共用暴力來鎮壓一切,用錢來收買一切[18]

2002年,余英時接受訪問時表示:中國大陸從1949年到現在沒有歷史,有的「歷史」都是假歷史,是為了政治宣傳而造出來的偽歷史。要揭穿偽歷史,只有將來學術完全自由以後,資料開放,根據原始資料說話才可以[19]

2013年,余英時接受專訪時表示:不認為中國真正崛起了,中共政權也不可能長期維持,政治制度一定要有變革。不看好習近平的「中國夢」,自己的「夢」就是大家平平安安,要做什麼就做什麼,想說什麼就說什麼。認為中華民國政府跟中共打交道要有原則,不要怕中共,要保持民主自由這套價值觀[20][21]

支持台港民主[編輯]

余英時曾在一專訪報導中表示,台灣數十年來最大的變化便是走上民主自由的架構,能每人投一票來選舉誰當總統,很了不得,這些對人權的關注,都是大陸沒有的[10]

自1980年代起,他經常在台灣發表許多政論文章為台灣黨外運動發聲,頗獲當局重視。一度為美麗島事件投書《紐約時報》,替黨外仗義直言。當時的馬英九曾經代表中華民國政府的立場反駁他[22]

2013年7月1日,余英時談香港佔領中環運動,表示中共對付香港普選的另一策略是將它轉化為變相的一黨專政,正是在這種極端不公平的情況下,香港才出現了「公民抗命」、「佔領中環」的大運動,而這確實打中了香港官方和親共人士的政治軟肋。公民抗命不但不是破壞政治、社會、經濟秩序的激烈行為,而且是以一種最和平、最理性、也最文明的方式促使秩序更合理化的運動。爭取特首普選,關繫着香港所有公民的未來與人權自由生命尊嚴等等核心價值,都必須在過了公平普選這一關之後才能有著落。在缺乏任何其他有效途徑的情況之下,公民抗命、佔領中環無疑是爭取普選的最重要的手段[23]

2014年10月10日,多個媒體報導余英時作品在中國各地遭官方全面封殺下架[24][25][26]。不過,10月15日,《環球時報》報導稱多家書店店員表示書店並沒有接到下架的通知[27]

2019年11月,香港眾志創黨主席羅冠聰曾赴美拜會余英時。余英時認為反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令他首次看見美國政界對中國出現大幅度的態度轉向,並指出「香港的抗爭讓人看清中國極權的不公義」,並讚揚年輕人如「英雄」的付出。他認為與共產黨正面對抗較難獲勝,但他能夠明白這些年輕人的想法[28]

台灣永遠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編輯]

2014年,獲頒唐獎之前,接受天下文化專訪,余英時說:「我同意胡適說的,台灣是中國唯一自由的地方,在我認識的中國。當然現在有台獨運動我也知道,那不相干。我想台灣永遠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現在包括香港自由慢慢受到約束,一國兩制都可以變成一國一制了。台灣到現在為止,也有危險,但還沒直接輪到你們,也許是下一個。」[29]

批國民黨軟弱[編輯]

2012年總統大選時,他曾加入連署支持馬英九連任。[來源請求]

2012年,余英時把親筆信函〈覆黃國昌先生函〉傳真給澄社社長黃國昌,公開支持台北青年學生「拒黑手,反壟斷,要新聞自由」反旺中拒絕中時運動,批評中共透過蔡衍明收購臺灣媒體控制台灣輿論,呼籲台灣民眾以香港為鑑,要盡一切力量維護中華民國的獨立主權[30][31][32][33][34]

2013年中國流亡維權人士陳光誠訪台,總統馬英九龍應台未會面,余英時接受聯合報系專訪時批評「畏共、沒出息到極點、很丟臉」。[35]

2014年,台港媒體轉載余英時對太陽花學運反「服務貿易協議」看法,指大陸以經濟促進統一的障眼法已被識破。台灣公民,特別是青年一代,對於中共極權政府極端不信任。這次公民抗議是一場保衛並提高台灣民主體制的運動。他認為中共一直在千方百計地企圖摧毀台灣的民主,台灣的人民和政府都必須把警惕提到最高的程度。民主是台灣安全的最大保證。[36][37]

「如果國民黨走太遠,恐怕要換一個政黨。」2014年6月20日,他提醒國民黨政府珍惜台灣民主成績,檢討對大陸的政策,「不能給共產黨什麼都好商量的印象,最後恐造成把台灣送給共產黨。」他並非認為一定要政黨輪替,但任何人執政,都不能給共產黨彼此可以統一的印象。「政策決定的機構該有明顯態度,生意是生意,主權不能放棄。」台灣沒有大陸經濟交換,仍可活得好[10]

「台灣有很大的心理問題,包括國民黨在內,就是畏共怕共,怕得不得了...,另外一種就是怕台獨,於是就想用對岸來控制台獨。」「這種想法是很自私的想法,說老實話,如果繼續這樣顧忌下去,那最後只有向共產黨投降。如果這樣子,那當初何必跑到台灣來,在南京簽字投降不就完了嗎?」[38][39]2008年總統大選前夕接受中國時報專訪,曾表示「馬英九過去對大陸的民主曾表達關切﹐他對法輪功六四天安門事件的態度﹐都是有案可稽的。如果他當選總統﹐我希望他能繼續堅持下去﹐不要受國民黨內一些人因為個人的利益所牽絆。」[來源請求]

著作[編輯]

余英時著作良多、桃李滿天下,著有中、英著作59本,論文400餘篇,是全球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之一。他以現代學術方法詮釋中國傳統思想,包括古代中國反智論、得君行道、內向超越與外在超越、軸心突破、天人合一等理論,影響半世紀的全球漢學研究[8]

天人合一看傳統中國的軸心突破

將中國軸心世紀的突破和西方作對比,余英時認為中國在突破後的超越精神世界是內向的,可以簡稱為「內向超越」,與西方突破後的「外在超越」是兩條不同的文化道路。中國的超越世界——「道」——是「天人合一」的產品,即由人將作為價值源頭的「天」收入「心」中,所以在「內」而不在「外」。 余英時最著名的書《歷史與思想》從1976年出版(台北 :聯經出版),已經第34刷,是史學著作中罕見的暢銷書。[40]

儘管其思想與中國共產黨的北京當局思想相牴觸,但他的著作2004年後曾在中國大陸大量出版[41]。不過,2014年,《蘋果日報》報導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下達通知,要求將余英時的著作全部下架,並稱有關部門把出余英時作品的多家出版社領導召到北京「訓話」[42]。10月15日,《環球時報》報導稱多家書店店員表示書店並沒有接到下架的通知[27]
  • 《近代文明的新趨勢》,香港:自由出版社,1953。
  • 《民主制度的發展》,香港:亞洲出版社,1954。
(以上二書合刊為《西方民主制度與近代文明》,台中:漢新出版社,1984。)
  • 《民主革命論》,香港:自由出版社,1954;台北:九思出版社重印本,1979。
  • 《到思維之路》,香港:高原出版社,1954;台中:漢新出版社重印本,1984。
  • 《歷史與思想》,1976:台北 :聯經出版 isbn=978-957-08-4379-8}}
  • 《史學與傳統》,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2。
  • 《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
  • 《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
  • 《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
  • 《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 方以智晩節考》
  • 《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香港:龍門書店,1976。
  • 《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8。
  • 《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
  • 《民主與兩岸動向》,台北:三民書局,1993。
  • 《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
  • 《現代儒學論》,美國紐澤西:八方文化企業公司,199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本,有增訂。
  • 《中國知識分子論》(康正果編),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 《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
  • 《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台北:三民書局,1991。
  • 《中國歷史轉型時期的知識分子》,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2。ISBN:9789570808391
  • 《五四新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9。ISBN:9789570819557。
  • 《論士衡史》(傅傑編),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
  • 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台北:允晨文化,2003,共上下兩冊
  • 《重尋胡適歷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ISBN:9789570827088。
  • 《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台北:允晨文化,2004。
  • 《未盡的才情:從顧頡剛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
  • 《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7。
  • 《會友集—余英時序文集》,香港:明報出版社,2008。
  • 《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8。
  • 《東漢生死觀》,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8。
  • 《漢代貿易與擴張:漢胡經濟關係的研究》,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8。
  • 《人文與理性的中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中國文化史通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
  • 《人文與民主》,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10。
  • 《情懷中國—余英時自選集》,香港:天地圖書,2010。
  • 《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4。
  • 《中國與民主》,香港:天窗出版公司,2015。
  • 《余英時回憶錄》,台灣:允晨文化,2018.11。ISBN 9789869677738

余英時文集[編輯]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共十冊

  • 第一卷:《史學、史家與時代》
  • 第二卷:《中國思想傳統及其現代變遷》
  • 第三卷:《儒家倫理與商人精神》
  • 第四卷:《中國知識人之史的考察》
  • 第五卷:《現代學人與學術》
  • 第六卷:《民主制度與近代文明》
  • 第七卷:《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上)》
  • 第八卷:《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下)》
  • 第九卷:《歷史人物考辨》
  • 第十卷:《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

2014年再版,增加了兩卷:

  • 第十一卷:《論學會友》
  • 第十二卷:《國學與中國人文》

余英時作品系列[編輯]

三聯書店出版,共六冊

  • 《朱熹的歷史世界 : 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下),2004。
  • 《方以智晚節考》,2004。
  • 《文史傳統與文化重建》,2004。
  • 《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2004。
  • 《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2005。
  • 《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2005。

學術論文[編輯]

榮譽[編輯]

1991年行政院文化獎
2006年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

2006年11月16日,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詹姆士·畢靈頓博士宣布余英時與美國非洲裔歷史學家約翰·霍普·弗蘭克林,共同獲得有「人文諾貝爾獎」美譽的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Kluge Prize),奠定其崇高國際學術地位[8]

新亞書院設置余英時先生歷史講座

為表揚余氏一直為史學作出之貢獻,余氏母校新亞書院聯同中文大學另一成員書院崇基學院一起成立《余英時先生歷史講座》,以推動中外歷史文化,介紹學術新知。第一屆講座已於2007年舉行,講者為許倬雲教授。國立交通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名譽博士。

2014年第一屆唐獎漢學獎

該獎表彰他超過半個世紀以來研究和關注中國歷史、思想、文化,以及推動儒家思想上的貢獻。頌辭指他「深入探究中國歷史、思想、政治與文化,以現代知識人的身分從事中國思想傳統的詮釋工作,闡發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論述宏闊、見解深刻,學界久已推為海內外治中國思想、文化史之泰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為傳統學者治史之宗旨,余先生以其研究撰述與人生實踐,對此語做了最佳的現代詮釋。」余英時獲悉得獎時表示「受之有愧」、「很意外, 也不敢當」。[43]

2019年第一任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名譽講座教授

紀念前教育長羅家倫先生,並期許國立政治大學能成為國際漢學重鎮,政治大學校長郭明政2019年5月在國立政治大學校慶大會上宣布政治大學將成立「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2019年6月28日政大第204次校務會議通過「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設置辦法,並在7月5日舉行「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會中通過推薦第一任名譽講座教授為中研院院士余英時、講座教授為中研院院士王德威。[44]

2019年余英時小行星

2019年楊光宇先生以余英時(Yuyingshih)命名28966號小行星[45], 表揚他在美國華裔歷史和漢學作出的巨大貢獻。

健康問題[編輯]

  • 余英時抽菸斗,而且給人深刻印象,他因為生病而成功戒菸,已經六年沒抽,菸斗跟香菸都已經戒掉。他表示:「不過頭半年都不能寫東西,一個字寫不出,因為我抽菸習慣跟思想習慣連在一起,沒有菸想不起來,怎麼寫都不知道,很奇怪,總算克服了,到現在沒問題,後來還可以寫幾本大書。」[4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9%E8%8B%B1%E6%99%82?fbclid=IwAR1haW4_EmgYdm7sQ4ga-l-ajHuWM3KTKMYi8fApWmDwQo7zL4G2fVCRb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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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副院長黃進興︰余英時是中共統戰最大目標

   
余英時得意門生、台大歷史系教授陳弱水。(資料照)

余英時得意門生、台大歷史系教授陳弱水。(資料照)

2021/08/06 05:30

〔記者楊媛婷/台北報導〕身為國際權威學者的余英時桃李滿天下,國內的史學大家黃進興(中研院副院長、院士)、王汎森(中研院院士)、台大歷史系教授陳弱水都是得意門生。

余英時向來捍衛自由、民主,反共立場鮮明。黃進興為余英時任教哈佛時的門生,他說余英時從不退讓立場,因此一直是中共統戰最大的目標之一,「因為只要統戰成功就能解決很多問題。」

黃進興說,在中國,余英時的著作被官方列為禁書,但余最大的粉絲群、讀者群就在中國的學術界跟教育界,「書店不敢擺,但只要說想要余某某的書就可拿到。」他說,余向來主張要將中共跟中國分開,「老師說中國文化是可愛的,但中共政權完全是另一回事。」

陳弱水︰中文歷史界第二次現代化發軔人物

陳弱水則是八○年代在耶魯求學時投入余英時門下,他說余英時在成為一個專業的歷史學者前,更是一個公共知識份子,對各種違反民主、自由、人道價值的事物都挑明立場表態,從不迴避表達看法,「老師對自由、民主、人道的紅線非常清楚,對他來說,在這些價值前,民族利益、榮光等都沒有意義,也從不影響判斷。」

陳弱水回憶,香港九七回歸中國後,余英時曾表示不願再到香港去,但因余為香港新亞書院首屆畢業生,和母校感情太深,後來才出席重要紀念活動,「老師向來是『義不帝秦』,正如即使秦國已稱霸,但魯仲連仍不願以秦為帝。」

陳弱水也表示,余英時是中文歷史界第二次現代化重要的發軔人物。一九四九年中共統治中國後,學者難有學術自由,將學術基礎破壞殆盡,余英時將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觀念和研究方法帶入中國歷史學,「他透過等身著作與研究成果,來展示西方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式如何和中國史學可以自然且有創造力地融入。」對整個台灣歷史的研究方法也幫助許多,「徹底打開大家的眼界。」

王汎森︰聲援中國民運廣告 親自提筆

余英時擔任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時,王汎森是他的學生,他說老師不只天資極高,更非常用功,常徹夜讀書與工作,「那時如果課是早上,老師的臉色總是很蒼白,就是因為前一天都是熬夜治學。」王汎森求學時,中國發生八九民運(六四天安門事件),他說當時曾經協助老師送棉被等物資給流亡的民運人士外,《紐時》曾刊登一全版聲援中國民主運動的廣告,廣告上的毛筆字就是余老師親筆。

余英時得意門生、中研院院士王汎森。(資料照)

余英時得意門生、中研院院士王汎森。(資料照)

余英時得意門生、中研院副院長黃進興。(資料照)

余英時得意門生、中研院副院長黃進興。(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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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讚學運 「太陽花很了不得」

   
中國思想史泰斗、唐獎得主余英時(記者方賓照攝)

中國思想史泰斗、唐獎得主余英時(記者方賓照攝)

2014/09/21 06:00

〔記者蔡穎/台北報導〕中國思想史泰斗、唐獎得主余英時昨天在台北發表演說,提到近期港台學潮,強調「自由表現在公民抗爭」,並盛讚太陽花學運「是個很了不得的活動」,看到學生離開立法院時「打掃得乾乾淨淨,覺得很感動」,並鼓勵「大家都應該支持」。

直指「民主領袖要有修養」

「自由表現在公民抗爭」、「有不同意執政者的地方要站出來」。余英時再三強調,民眾對社會有不滿應提出,給政府施加壓力,或將選票投給反對派,並暗示「民主領袖要有修養」,讓反對派或不同意政府政策的公民都有表達意見的權利。

盛讚學生離開立院掃乾淨才走

「太陽花讓我覺得很感動。」提到學運時余英時顯得非常開心,他說,抗爭方式可以討論,但學生離開立法院時打掃得乾乾淨淨才走,且過程和平,盛讚「是個很了不得的活動」。

談到「香港佔中」事件,余英時說,香港爭取直選特首已被中共完全否決,這是「共產黨給香港設下的難題」,直言香港跟台灣有許多共同之處,例如近期公民運動都以學生為主要推手,且都強調和平抗爭,鼓勵「大家都應該支持」。

「選票不只是量的問題。」余英時語重心長地說,台灣民眾不能滿足於現有的政黨政治,否則「是很危險的觀念」,直言選票仍可以被操縱,期望藉由培養人文修養提高選民的判斷能力,否則,質不能提高的話,民主永遠會停在較低的水準。

https://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815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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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敬悼余英時先生的知識人風骨

史學大師、中研院院士余英時先生美東時間八月一日晨間於美國寓所睡夢中逝世,享壽九十一歲。余先生師承國學大師錢穆,專研中國思想史和文化史,常有獨到見解,並有多本史學專書。曾獲頒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首屆唐獎漢學獎等殊榮。尤要者,余英時悠遊於學術天地之餘,更經常針砭時政,批判中共獨裁專制,支持台港民主運動,堪稱華人地區最具影響力的公共知識份子;其之驟然辭世,令人深感不捨、惋惜。

余先生是典型的中國文化人,自然具有濃厚的中國情懷,卻有別於一般史學研究者容易掉入的民族主義陷阱;他是文化主義者,清楚分割代表政權的「政統」與文化傳承的「道統」,企盼以「道統」制約「政統」。因此他將中共跟中國分開,「中國文化是可愛的,但中共政權完全是另一回事。」他批判中共的統治將中國文化壞的部分愈變愈大,好的部分都被丟掉了;對於毛澤東的歷史評價更是斷然否定:「毛澤東是自古到今沒有比他更壞的一個人」。尤有甚者,中共對文化的摧殘、對知識份子的迫害,使它走上了反文明的歧路。他早年發表的長文〈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徹底批判毛澤東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而否定學術專業與知識份子的「反智論」,正是所有獨裁者愚弄人民的共同武器。

余英時先生將政統與道統、中共與中國切割,因而能夠不為中共煽動的民族主義、中國夢所蒙蔽。高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對台叫囂武統,對西方世界進行戰狼外交,乃是習近平及小粉紅們掩飾霸權惡行,對於中國人進行的民族主義邪靈的召喚。而這一切余英時先生早已洞悉,向世人提出警告:中國共產黨現在想借民族主義做為政治控制的最後手段,把國家往納粹式的「國家社會主義」上引,走一條中國式的納粹主義道路。對於余先生而言,在自由、民主、人道的價值前,民族利益、榮光等都沒有意義。因此,相對於習近平充滿強權、民族主義色彩的中國夢,他則指出自己只有人類的夢:「我的『夢』就是大家平平安安,要做甚麼就做甚麼,想說甚麼就說甚麼。這樣的社會才是我的夢。」余先生顯然是以一個看似平淡無奇卻踏實的自由人的夢想,擊破獨裁者虛幻的霸權夢。

值得一提的是,余英時先生對華人世界民主運動的支持。在台灣方面,余先生曾投書「紐約時報」聲援因美麗島事件遭軍法審判的黃信介、陳菊、林義雄等台灣黨外人士;在中國發生八九民運時,他募資成立「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援助流亡海外的中國學生與知識份子,更在媒體刊登聲援廣告。近年他既支持台灣的太陽花運動,稱讚其「很了不得」;也力挺香港的佔中、反送中抗爭。余先生鼓勵香港人為自由和民主抗爭,「不能做乖孫子」,否則最後就變成「百分之百的奴隸」。他肯定香港人的「公民抗命」,強調雖然要付出代價,但「坐牢是很光榮的事情」。而成功完成民主轉型的台灣,更是他讚嘆、寄予厚望的所在。從落後專制的中國到落腳於自由民主的美國,他認為民主是唯一可以保證不流血而改變政權的制度。由此觀之,余先生認為台灣雖然很小,其實它的意義大極了,並且可以做為中國的借鏡。因為愛護台灣民主,對於中共無所不用其極的統戰與併吞野心,他呼求一定要守住台灣這塊華人自由民主的最後淨土。更因此嚴厲批判馬英九時期的傾中政策:「畏共、沒出息到極點、很丟臉。」

中國的歷史學者一旦食古不化,或者貪戀榮華富貴,便容易淪為大中華霸權的魔鬼辯士,為中共的專制獨裁擦脂抹粉。多少學術權威向獨裁者低頭,曲學阿世,斯文掃地。但余英時先生卻展現剛毅不折的知識人風骨,從歷史文化中汲取養分,站在人民的角度,批判當權者,指出中國的出路在民主,而中共不等同於中國。難能可貴的,余先生在回憶錄裡自承亦跟當年標榜理想的左派青年一樣,年輕時曾染上一種宗教式的狂熱與「左傾幼稚病」,對中共抱持幻想。但在見識蘇聯紅軍與中共的暴行後便很快覺醒,卻「六十年每思及此就無地自容」。余英時先生大夢初醒,投入中國思想文化的大海,漸成一家之言、一代宗師,更成為以一支雄健之筆批判專制威權的知識人。

https://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465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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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培瑞憶師友余英時:異議人士的北極星

   
漢學家林培瑞說,余英時(見圖)對異議人士而言就像北極星,提供方向而且可靠。(允晨出版社提供)

漢學家林培瑞說,余英時(見圖)對異議人士而言就像北極星,提供方向而且可靠。(允晨出版社提供)

2021/08/10 23:29

〔中央社〕史學泰斗余英時1日過世後,許多海內外華人持續發表文章悼念。曾和余英時一起推動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的漢學家林培瑞說,余英時對異議人士而言就像北極星,提供方向而且可靠。

林培瑞(Perry Link)曾是余英時學生,後來成為同事。他今天接受中央社電話採訪,從普林斯頓中國學社(Princeton China Initiative,PCI)的成立談余英時的風範,並認為美國政府在與中共交往上,沒有早點延攬像余英時這樣懂中國的人,是萬分可惜的事。

1970年代,林培瑞還在美國哈佛大學唸研究所時選修過余英時開設的一門課,主題是從三國到北宋的歷史,余英時給他「A-」。他笑著回憶當年的成績:「我很欣賞這個『減』,『減』的意思是林培瑞你還有發展的餘地。」

1989年6月,北京天安門學運演變成軍隊開槍鎮壓。普林斯頓大學的老校友艾略特(John B. Elliott)出於同情捐給東亞系100萬美元,讓余英時可用來幫助逃到國外的中國人,這就是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的啟動資金。

當時林培瑞人在北京,擔任美國科學院中國辦事處主任,上述傳聞並沒有第一手資料,但余英時找上了他幫忙,「他知道我理解六四慘案,所以我們倆合作」。

中國學社早年辦講座、開課程、支持過約25名中國流亡人士的生活,包括劉賓雁、阮銘、蘇紹智、蘇曉康等人。在校友捐贈用罄後,余英時還繼續從台灣方面取得過贊助。

這些異議人士後來發展的道路並不相同,當時他們自身對於下一步該怎麼做也有過爭論,但余英時對這些爭議保持超然。他認為中國學社秉持的是「養士」的傳統,為亂世中的知識分子提供保護和滋養,待時局更好時可有所發揮。

林培瑞說:「余先生對中國學社不下判斷,真的是養士的態度。」學社成員中,劉賓雁等人繼續從事報導文學,張伯笠則往基督教信仰發展,成為一名牧師;余英時認可這些不同道路,相同處是「這些人都是反共、都是獨立思考的,這是他的標準」。

余英時8月1日過世時,他的名字仍在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的董事會成員名單上。林培瑞是現任的董事會會長,陳奎德是社長,近年來中國學社已經沒有甚麼活動,也沒有甚麼經費。

作為理解中國歷史和文學的漢學家,在林培瑞的心目中,余英時、胡適和陳寅恪是20世紀中國學術典範的三大巨擘。

但余英時在學術成就之外,還對許多追求自由民主的異議人士有廣大的影響力,「他對異議人士來說就像北極星,他是不動的,有原則、靠得住,旁邊的人則圍繞著他。」林培瑞說。

余英時曾在演講中說過范仲淹「以天下為己任」的觀念,林培瑞認為,這很好的闡釋了余英時的歷史觀和政治觀,作為學者,余英時以天下為己任,覺得有責任說真話。

1978年返鄉過後,余英時對當代中國的社會氣氛深感失望,決定只要中國共產黨執政就不再回中國;後來著作在中國大陸也被禁,但他在中國的影響力依舊很大。

林培瑞印象中,余英時對自己的著作在大陸被禁沒特別說甚麼,「他對自己有一種宏觀的看法,不管世界怎麼看他、共產黨的潮流如何,就是:我做我的研究,說我的真話。」

林培瑞看待中共的觀點,因為余英時而有了根本性的改變。

1980年代,林培瑞第一次聽到有些中國知識分子說共產黨是「流氓政府」,還只當是受害者夾帶怨氣而說的。但余英時把中共跟明清時代綠林土匪比較,分析中共的幫派政治,說明毛澤東並非如他宣稱的馬、列、史達林的繼承人,而更像中國土生土長幫派流氓,「讓我真的相信要用這個方面來理解共產黨」。

林培瑞說,美、英、法等國都是正常的政權,沒有看穿中共的幫派甚至土匪性質,像是彼此勾心鬥角、你死我活的鬥爭,無論是在內部或對外都展現此特性。

他一直認為,美國政府在應對中共上,沒有諮詢、傾聽余英時這樣了解中國歷史和政治傳統的學者的見解,非常可惜,這個遺憾一直要到美國前政府重用中國顧問余茂春才打破。「如果早點聽余英時的,可以減少很多不幸。」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3634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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